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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亚福网易博客

人口与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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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独立人口学者

何亚福,男,汉族,1967年出生于越南,1968年随父母回中国定居。独立人口学者,自主生育倡导者,禅修者。写过大量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其中有一些文章发表在《东方早报》、《第一财经日报》、《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新快报》、《信息时报》、《新京报》、《中国科学报》、《财经》、《领导者》、《人力资源》、《人口与社会》、《南风窗》等报刊上。2013年5月出版《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书。2013年6月至今任《人口与未来》网站主编。 微信公众号:renkouweiju (人口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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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一些计生支持者的言论(待续)  

2008-04-10 19:03:27|  分类: 评专家学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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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亚福

我以前已写过一些文章点评了一些支持强制计划生育的专家、学者关于人口问题的观点,每篇文章基本上是点评一位专家、学者的观点。本文把以前点评过的一些专家、学者的言论汇编在一起,并将陆续增加一些新的名单。当然,如果这些专家、学者将来转变立场,不再支持强制计划生育,那么我将把他们的名字从本文中删除。

1.程恩富,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2006年11月13日,程恩富在华南师范大学演讲时提出:“丁克家庭对祖国发展有贡献,应该享受高保。”
[点评] 假如绝大部分夫妇都想“对祖国发展有贡献”而响应程恩富的号召当丁克,那么几十年之后,这个国家绝大部分人都是老人了,没有多少人能工作,这应该享受的“高保”又如何兑现呢?有人说:“不可能绝大多数夫妇都愿意当丁克!”然而,如果国家奖励一种事,难道不是希望全部人(或绝大多数人)都这样做的吗?既然如果绝大多数人都这样做了,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那么,国家奖励这种事,岂不是太荒唐了?

2. 徐迅雷,浙江《都市快报》首席评论员。他在《诺贝尔和平奖VS独生子女政策》一文中认为:“可想而知的是,如果让21世纪初变成取消独生子女政策的年代,那么,历史将上演‘惊人相似的一幕’——过了二三十年后,又将是手忙脚乱地大抓‘计划生育’了。”
[点评] 如果独生子女政策再继续实行下去,那么过了二三十年后,中国确实“又将是手忙脚乱地大抓‘计划生育’了”,不过,那时的“计划生育”与现在的“计划生育”完全不同,那时将是鼓励每对夫妇生三个孩子,只生一个还要受到重罚!因为那时中国人口急剧下降,并伴随着高度的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衡问题。

3.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他在《不必过分担心计划生育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文中说:“保持人口低出生率的政策应该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我们不用过分担心人口老龄化这样的负面政策效应。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将大大提升智力活动的价值,给老年人延长社会服务时间提供可能。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老年人会成为志愿者群体中的重要力量,这对增加社会福利很有积极意义。”
[点评] 既然党国英提到了发达国家,不知他如何解释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国家为什么要鼓励生育?而且这些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而中国是“未富先老”。有一种奇怪现象是,计划生育支持者认为科技进步能够解决老龄化问题,却不相信科技进步能够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日本、德国是科技先进的国家,他们却没自信靠科技进步解决老龄化问题,而要鼓励生育去解决老龄化问题。有些人在中国科技落后的情况下,却盲目乐观认为科技进步能解决老龄化问题。

4. 苏文洋,《北京晚报》评论部主任。他在《假如我是“第二胎”……》一文中说:“假如我是‘第二胎’,我最反对的就是为了保持‘人口红利’的优势而把我生出来。”
[点评]我不知道苏先生是不是独生子女,我只想告诉苏先生这个简单的事实:你父母在生下你时,并没有征求你的同意,也无需征求你的同意。任何一个人的出生,只应由这个人的父母来决定。然而,在实行计划生育的情况下,一个人的出生权不是由父母来决定的,而是由政府(或计生部门)来决定的。难道苏先生认为:政府(或计生部门)比孩子的父母更关心、更爱护孩子?难道孩子不是由父母养大的,而是由政府(或计生部门)养大的?

5. 刘大生,江苏省委党校教授。他提出“钢铁人口论:超过两胎一律强制堕胎”的主张。1998年11月,刘大生在《郝铁川与刘大生的对话》一文中说:“钢铁人口论的基本主张是:一对夫妇至多只能生两个孩子,除了因多胞胎而超生外,其余超生行为必须承担严厉的法律责任。承担责任的不是产妇,而是有关干部和有关亲属。责任形式是徒刑和死刑。”
[点评]刘大生主张允许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比“一胎化”有进步。然而,他主张对超过两胎者给予强制堕胎,以及对超生处罚的责任形式是徒刑和死刑,无疑是在宣扬赤裸裸的计生暴力。按照刘大生“钢铁人口论”的逻辑,将来中国人口急剧减少时,他也会主张“强奸合法论”或“强制怀孕论”以鼓励提高生育率。

6. 翟振武,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教授认为,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经先后出现了三个生育高峰,从2007年开始出生的“猪娃”宣告了我国第四次生育高峰的到来。至于为什么会出现第四次生育高峰,翟教授表示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不过主要原因还是一个:“第二和第三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都已经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难道不让他们生吗?”
[点评] 按照翟教授的这种论证方法,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到了生育年龄,就会出现第二次生育高峰;第二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到了生育年龄,就会出现第三次生育高峰;第三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到了生育年龄,就会出现第四次生育高峰……依此类推。即只要有一次生育高峰,就永远存在生育高峰?如果是这样,还会有哪个国家担心人口老龄化?

7. 李本公,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中国老龄协会会长。他在3月9日做客中国网与网友进行在线访谈时说:“宁可应对提前的老龄化,也不能背着沉重人口包袱”。
[点评] 我想请问李老先生几个问题:“既然您认为人口是包袱,那么您是否认为自己是包袱呢?如果您认为自己是包袱,那么您是否认为自己的出生是一个错误?如果您认为自己不是包袱,那么为何认为别人是包袱呢?”

8. 李小平(网名“半个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在一次搜狐访谈中,李小平说:“我从美国回来跟我的家人说不想要孩子,因为我养孩子是死赔到底,养一个孩子一辆豪华车没有了,而且我要一生为孩子操责任。”
[点评]如果李小平的父亲或母亲也这样说:“我养孩子是死赔到底,养一个孩子一辆豪华车没有了。”不知李小平有何感想?

9. 李建民,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他在《生育的外部性与生育权利的部分渡让》一文中认为:“多生育可以比其他人占用更多的公共资源,即所谓‘搭便车’,进而损害了他人的利益。”
[点评] 难道现在中国的公共资源是按人头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的吗?事实上,越有钱和越有权的人,占用的社会资源越多。一个有钱人占用的社会资源,可能比100个穷人占用的社会资源更多。而且,无论别人生多少个孩子,都是孩子的父母抚养的,即使“占用”更多的社会资源,也都是孩子的父母花钱买的,而不是社会无偿提供的,当然也没有花李建民的一分钱,别人多生育损害了你的什么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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