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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亚福网易博客

人口与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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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独立人口学者

何亚福,男,汉族,1967年出生于越南,1968年随父母回中国定居。独立人口学者,自主生育倡导者,禅修者。写过大量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其中有一些文章发表在《东方早报》、《第一财经日报》、《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新快报》、《信息时报》、《新京报》、《中国科学报》、《财经》、《领导者》、《人力资源》、《人口与社会》、《南风窗》等报刊上。2013年5月出版《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书。2013年6月至今任《人口与未来》网站主编。 微信公众号:renkouweiju (人口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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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口政策问题答南方周末  

2010-02-19 09:11:57|  分类: 人口政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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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亚福

 

2009年12月28日下午,《南方周末》就人口政策问题采访了我,向我提出了十多个问题,我在当天一一作了答复,因时间仓促,有些问题没有详细回答。至今已过去了一个多月,该报还没有刊登这次采访的内容(估计是因为我的观点对于报纸来说比较激进),因此,现在我把问答内容贴在博客上(有删节):

问:您认为放开二胎政策能在多大层面上解决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其他方面呢?为何现在不提?

答:如果现在放开二胎,肯定有利于缓解将来的老龄化问题,因为现在仍有相当一部分夫妇愿意生二胎(但现行政策不允许生)。另外,放开二胎也有利于缓解性别比失衡问题。根据人口普查与国家计生委生育政策地区分类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执行“一孩半”政策地区200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24.7,比二孩政策下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高15.7个百分点。例如,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实行二孩政策的山西省翼城县的1~4岁与0岁性别比分别为102.7和106.1,属于正常范围。

问:您怎么看待“丁克家庭”?

答:我认为,每对夫妇都享有不生孩子以及生多少个孩子的权利,选择丁克是无可非议的,但不能说丁克是社会发展的进步,因为如果大多数夫妇都当丁克,这个社会就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问:即使放开了二胎政策,年轻人也不愿生孩子,就业压力,社会福利等经济因素导致生得起养不起,您认为放开二胎对于年轻人起到的作用有多大?既然作用不大,那么怎么解决二胎问题?

答:我前面已说过,现在仍有相当一部分夫妇愿意生二胎,因此现在放开二胎仍有一定的意义。当然,从现在的生育愿望来分析(计生委的调查是,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3个),即使完全取消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不可能超过世代更替水平。放开二胎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龄化问题,但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现在中国已到了鼓励生育的时候了。

问:人口解决方案:一独生二,二胎政策,停止计划生育政策,家庭计划,您最赞成的是家庭计划(自主生育)。如若选择这条,有可能的结果便是仍然的一胎化。您觉得除了社保问题,养老金问题等,体制方面还将促进些什么?

答:如果放开二胎或实行自主生育,我估计实际生育率会达到1.5~1.6,比现在高一些(现在是1.3左右)。我前面已说过:我认为,现在中国已到了鼓励生育的时候了。当然,鼓励生育,不能用行政手段强迫生育,必须是在家庭计划的框架内,通过经济手段补助多生孩子的家庭。

问:2007年你提出放开二胎一两年后全面取消计划生育,2010年将至却没有实行,您认为晚了吗?

答:我认为,1980年本来就不应该实行“一胎化”政策。取消“一胎化”政策,当然是越早越好。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扁鹊见蔡桓公与中国人口病》,分析了“中国人口病”的发病经过。

问:您支持计划生育一步走?那么中国的现实条件允许吗?那么,就让将来的事实来证明人口政策改革到底是一步走还是两步走。什么现实?

答:所谓一步走,是指一步到位取消计划生育;所谓两步走,是指第一步放开二胎,第二步再取消计划生育。我认为在现行体制下,人口政策改革不可能实现一步走,只能是两步走。当然,一步走的方案我也支持,这是因为,有一些激进观点的存在,也可能使决策层更容易接受两步走的观点。

问:1980年提出一胎化政策的同时也提到30年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然而中国老龄化比当时预期的提前到来,那么相应的,按照彼时提出的30年计划,现在提放开二胎是否也晚了呢?

答:1980年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2.24,接近世代更替水平,当时根本就没有必要实行“一胎化”政策。也就是说,“一胎化”政策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1980年时就应实行“二胎化”政策,甚至最好是实行家庭计划(自主生育)。现在放开二胎当然是已经晚了,但总比不放开要好。

问:从提出放开二胎政策到现在几年过去了,您认为维系一胎政策的因素有哪些?

答:我认为,通过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决定后,计划生育已经成为一个巨大产业。事实上,计生部门征收到的“社会抚养费”有一部分(一般为50%至80%)是返还给计生部门的。如果放开二胎,那么就很少有人超生了,也就很少能征收到“社会抚养费”了。这就是为什么计生委官方的研究总是不遗余力地强调将来还要继续加强计生工作的原因。

问:你曾说:实行家庭计划是公民的权利而非义务。那么,国家提供条件而支撑家庭计划是义务而非权利。那么当一切都上升到体制问题后,人口学解决的问题又有哪些呢?

答:实行家庭计划是公民的权利,同时国家有义务补贴多生孩子的家庭。这是因为,在把孩子抚养成人的过程中,家庭的投入是主要的,国家的投入只占很少一部分;然而,当孩子长大成人并参加工作以后,对国家的贡献是远大于国家对这个孩子的投入的。也就是说,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父母抚养孩子是亏本生意,而对于国家来说则是赢利的。我认为,现在中国人口学的角色是错位了。本来,人口学不应过多干预公民的生育权,主要应做好人口的数据统计工作。但现在中国的情况是:一方面,人口数据搞不清;另一方面,人口学又过多干预公民的生育权。

问:若放开二胎后新生婴儿出生率并未达到预期,到时又该如何解决?(比如日本出生率)

答:如果放开二胎之后,婴儿出生率没有明显升高,就应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了。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一旦完成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根本性转变,即使鼓励生育,也很难促使生育率回升到世代更替水平。到时,中国为了提高生育率,就有必要提倡“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了。

问:如何看待上海老龄化问题?一个城市是否是一个国家的缩影?

答:上海目前的生育率是全国最低的(也是世界最低的),老龄化程度也是全国最高的(现在上海户籍人口的老龄化比率已超过20%)。但现在上海老龄化问题还不算很严重,因为上海可以通过吸收大量的外地人口而缓解老龄化问题;然而,将来中国却很难通过吸收大量的外国人口来缓解老龄化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1300万上海户籍人口可以吸收600万外地人口,13亿中国人能吸收6亿外国人口吗?因此,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必须主要依靠中国自己解决,其中一个措施就是要提高现在过低的生育率,以便减缓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趋势。我认为,上海应率先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而不仅仅是放开二胎。我个人的估计是,不出十年,中国必然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正如现在的台湾省、新加坡和韩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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