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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亚福网易博客

人口与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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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独立人口学者

何亚福,男,汉族,1967年出生于越南,1968年随父母回中国定居。独立人口学者,自主生育倡导者,禅修者。写过大量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其中有一些文章发表在《东方早报》、《第一财经日报》、《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新快报》、《信息时报》、《新京报》、《中国科学报》、《财经》、《领导者》、《人力资源》、《人口与社会》、《南风窗》等报刊上。2013年5月出版《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书。2013年6月至今任《人口与未来》网站主编。 微信公众号:renkouweiju (人口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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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晖对计划生育的态度说开去  

2010-05-17 00:03:09|  分类: 评专家学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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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亚福

最近,邓新华先生写了一篇文章《秦晖为何对计划生育态度暧昧?》认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毫无疑问应该反对计划生育的,但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秦晖教授为何却对计划生育态度如此暧昧呢?这是由于秦晖教授格外谨慎吗?不是的。说来这是一个比较遗憾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早一代的自由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很多基本理念并未搞透彻。即使深孚众望如秦晖教授者,也存在这个问题。这并非对秦晖教授的攻击,实际上,我一直很尊重秦晖教授在历史方面的研究和贡献。”

我对秦晖教授也很尊重,但我并不赞成秦晖教授对待计划生育的态度。当然,我也不想过多地批评秦晖教授,原因是:一则他并没有明确地表示支持计划生育(虽然也没有明确地表示反对计划生育),二则我相信以秦晖教授的学问和悟性,他迟早会认识到计划生育的荒谬。然而,对于明确表示支持计划生育的知识分子,我是毫无疑问持强烈批评态度的,我也写过一些文章批评程恩富(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徐迅雷(《都市快报》首席评论员)、苏文洋(《北京晚报》评论部主任)、郑志国(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刘大生(江苏省委党校教授)等计生支持者的观点。

有一些人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划分为左派与右派(或新左派与自由主义阵营)。无论是新左派内部还是自由主义阵营内部,都是既有支持计划生育的,也有反对计划生育的。从对计划生育的态度来看,可以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划分为挺计派与反计派。

令我遗憾的是,有一些我很敬重的知识分子,竟然也支持计划生育。例如,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在《农民养老与计划生育》一文中说:“我主张基本维持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四川大地震死了那么多人?在那样的高山峻岭地带、地质断裂带、地震活跃带还住着那么多人,不就是因为中国人多地少、人口太多吗?所以,在沙漠地区、荒漠地区、不适合人类生存的黄土高原地区也都住满了人,草原也过度放牧,载畜量太高,草场大量地退化。虽然有体制的问题,但其根本原因还是人口过于庞大。在美国,像汶川那样的高山地区、地震带肯定没有人居住了。”

胡星斗教授把汶川地震死了那么多人归咎于人口太多,但不知他想过没有:日本人口密度更大,又经常发生地震,但为什么日本地震死亡人数相对较少呢?今年2月27日智利发生8.8级大地震,即使在首都圣地亚哥市感受到的地震强度也达到了8.2级,而且圣地亚哥市的人口密度比汶川地区高得多。5月15日,智利政府正式公布2月27日地震和海啸的死亡人数为521人。为什么智利大地震的死亡人数远远少于四川大地震呢?3月18日《广州日报》的一篇报道揭开了智利强震低死亡率的原因:所有建筑抗9级地震。至于四川地区的建筑能抗多少级地震,网友们自己可以查找这方面的资料。

 

附:

秦晖为何对计划生育态度暧昧?

邓新华

在《“群己权界”与当代中国场景下的私生活权利》中,秦晖教授有这么两段话:

至于计划生育问题,我说应当“考虑两害相权取其轻”,但“考虑”的结果是什么,我并没有结论,因为我国的人口形势与西方大不相同恐怕是事实,但我国的人口问题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因此对生育自由的限制应当严格到何等程度,是一个很专业的、而且有争议的问题。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我认为在计划生育问题上“两害相权取其轻”,在资源约束、人口危机与限制生育自由中作出选择,只要真正通过民主程序作出,是完全合理的。如果这些都不问,只是讲“生育权神圣不可侵犯”,那恐怕缺少说服力。但是我这样讲并不是为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辩护。我国的人口危机是否严重到了有些人渲染的那种地步?为此对生育自由的限制是否有必要那么严酷?计划生育政策的立法过程与执法实践是否符合民主、法治的原则?乃至于具体的某项政策(如独生子女政策)是否明智?这都是可以讨论的。

可以看到,秦晖教授对计划生育态度暧昧。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毫无疑问应该反对计划生育的,但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秦晖教授为何却对计划生育态度如此暧昧呢?这是由于秦晖教授格外谨慎吗?不是的。说来这是一个比较遗憾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早一代的自由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很多基本理念并未搞透彻。即使深孚众望如秦晖教授者,也存在这个问题。这并非对秦晖教授的攻击,实际上,我一直很尊重秦晖教授在历史方面的研究和贡献。

秦晖教授认为,计划生育的关键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应该由民主来决定。很显然,秦晖教授并不理解,个人生育已经经过个人计算了,并不需要由民主来“两害相权取其轻”。

在权利确定的情况下,人们生育,都是计算了自己拥有的资源以及对未来的预期的。无论人们怎么生育,只要在自己的产权范围内,都只能消耗掉自己所掌握的资源,而不可能产生什么资源危机。至于出生的人口,也是可以创造财富、可以增进他人福利的宝贵生命。生育其实就是人类最重要的储蓄之一,因为人本身就是财富。没有政府强制的计划生育,并不等于人们的生育就没有计划。个人对自己的生育进行计划,比政府计划要可靠得多。

人口学家何亚福说得好,既然不禁止人们养宠物狗,为何限制人们生育?莫非宠物狗就不消耗资源了?如果担心“多”出生的人口消耗资源制造资源危机,那也应该首先禁止养狗。可惜没有机会问问秦晖教授,养狗是否也要经过民主计算?

只有在产权不清晰的情况下,比如计划经济下,计划者才需要干预人口,否则就不能维持其计划体系。但是,对这种情况,也应该反对计划生育并反对计划经济,而不是赞同计划生育。

在《“群己权界”与当代中国场景下的私生活权利》这篇文章中,杨支柱先生显然比秦晖教授更理解自由、权利的真实含义。杨支柱先生毫不含糊地说,生育属于私域。但杨支柱先生又说:

先生强调“群域要民主,己域要自由”,并且认为群域和己域的界限只能用民主方式划定。对于这一点我也是赞同的。

杨先生没有理解,如果群域和己域的界限只能用民主方式划定,那实际上是取消了群域和己域的界限。

权利就是自己承担成本,而“合法”地把成本强加给他人,那不是权利,而是权力。秦晖教授并不理解这一点,因此他得出了福利社会是权利、特权工会是权利等错误的观点。他的著名的“低人权优势”说,其错误就和他对权利的错误理解有关。

群域和己域,是根据权利原则来划分的。秦晖教授赞同对权利进行计算,然后由民主投票来决定群域和己域的界限划在哪,这实际上是说,即使侵犯个人权利,但只要通过民主投票把这事划到群域里,也就不叫侵权了。秦晖教授不明白,权利先于民主,它不是民主赋予的。经过民主决定后的侵权,那也是侵权。而按照秦晖教授的说法,群域和己域应由民主划定,这等于是说,权利是民主赋予的。在秦晖教授的逻辑里,同样一个侵权行为,如果民主通过,就不叫侵权;如果没有民主通过,就叫侵权,很显然,这样一来,权利的界限完全没有了,有的只是民主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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