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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亚福网易博客

人口与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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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独立人口学者

何亚福,男,汉族,1967年出生于越南,1968年随父母回中国定居。独立人口学者,自主生育倡导者,禅修者。写过大量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其中有一些文章发表在《东方早报》、《第一财经日报》、《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新快报》、《信息时报》、《经济参考报》、《中国科学报》、《财经》、《领导者》、《人力资源》、《南风窗》等报刊上。2013年5月出版《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书。2013年6月参与创办《人口与未来》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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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亿中国人是怎么少生的?  

2010-07-01 12:03:42|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4亿中国人是怎么少生的?

本文来源于《中国改革》2010年第7期 出版日期2010年07月01日

计划生育使中国“30年少生了4亿人”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独生子女政策实施30年来,至多使中国少生1亿多人,但付出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政治代价

王丰 蔡泳

近年来,在国内外多种场合,人口计生委高级官员经常用“30年少生4亿人”来强调计划生育政策对控制人口增长的贡献,同时作为延续独生子女政策的依据。在中国,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的重要手段,但说计划生育使中国“30年少生了4亿人”,却并非严谨的科学论证,而且这种说法更经不起推敲。这种缺乏严谨论证的说法,不符合以事实与科学论证为基础制定公共政策的发展观,同时影响中国政府的国际声誉。

实际上,据我们的粗略测算,单就独生子女政策本身而言,该政策自1980年以来,至多只不过使中国少生了1亿多人。而其余的少生人口并不能归因于严格的生育控制。况且,这种“少生”的得失,学界尚有争议,尚有待历史的检验。

“30年少生4亿人”?

2009年9月,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宣布:“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30年来,中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并称“30年少生4亿,中国创造了世界人口发展奇迹”。

2009年年底,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再次引用了“30年少生4亿人”的说法,并由此提出,中国的计划生育为减少污染气体排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引起国际社会一阵喧哗。

其实,上述说法并非新创,最早来自前任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2006年,张维庆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指出,“根据人口专家推算,到1998年底,我国少生了3亿多人;到2005年底,少生了4亿多人。”

张维庆在上述文章中同时指出:上述估算,“是由于计划生育的因素少生的人口数,不包括由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和教育文化提高等因素而少生的人口数。”也就是说,抑制生育的因素较多,而计划生育政策只是其中之一。

现任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上述说法,只是重述了“30年少生4亿人”的数字,但有一个重要的改变,即把“少生4亿人”的时间区间从“1970年至2005年”改为“1980年至2008年”。这意味着,少生4亿人是由于中国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这其实是一种误导,缺乏人口学依据。

上述官方说法,在论证时都引用了总和生育率这个概念。所谓总和生育率,即每个妇女终其一生可能生育的子女数。如果总和生育率是2,就意味着每个女性平均一生只生育两个孩子。在这个生育率水平上,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在长期内基本保持动态稳定。

对上述说法,首先,需要指出的是,30年前即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早已由1970年的5.8降至2.75(1979年)。而中国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始于1980年。也就是说, 1970年至1979年十年间,中国并没有独生子女政策,但在当时的“晚(婚)、稀(生育间隔)、少(子女数)”政策下并通过普及避孕节育药具和技术,总和生育率下降了50%。

这个时期在人口学界一直被认为计划生育的“黄金十年”。这是因为,1970年至1979年实际上是中国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十年,而且,这个巨大的成就是在独生子女政策出台前取得的。

事实上,1979年至2009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从2.75降低到目前人口计生委认定的1.7。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无论如何计算,即便把这30年来的生育率下降全部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也少生不了4亿人。

我们用人口学标准的预测方法计算,假定40年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维持在1970年5.8的水平、死亡率则按近40年的实际数据计算,1970年至2009年39年间,中国出生人数将比实际出生数多出15亿,而不是4亿。

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40年来,中国的生育率一直在稳步下降。目前,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3左右,考虑到该普查的漏报,官方的修正数也只在1.8左右。

时至今日,世界上高生育率国家已经很少了,而且集中于少数极不发达国家。按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全世界216个国家和地区中,2008年时只有16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还在5.5或以上。而这些国家的死亡率也很高,包括乌干达、索马里、乍得、安哥拉、阿富汗等,期望寿命多在50岁左右,与中国的73岁相差甚远。

与此相反,世界上有更多的国家生育率依然在下降。1970年,总和生育率在5-6之间,且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国家有23个;至2008年,上述国家中大部分均已下降到2左右。这包括哥斯达黎加、巴拿马等小国,还有印尼、巴西等人口大国,也包括土耳其、黎巴嫩等穆斯林国家。

因此,要搞清楚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对减少生育的影响,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计划生育与其他因素对降低生育的贡献各有多少。二是计划生育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是怎么起作用的。而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要追溯一下“少生4亿人”说法的源头。

“少生4亿人”怎么算的?

“少生4亿人”是怎么算出来的呢?上世纪末,为评估计划生育的人口效益,当时国家计生委的一些工作人员与部分学者组成了“计划生育效益与投入研究课题组。” 2000年,这个课题组的研究成果结集为《中国计划生育效益与投入》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课题组成员在评估过程中意识到,“生育率变化不仅受到计划生育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社会、经济等非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

为了排除非计划生育因素的影响,课题组采用了趋势分析法,根据1950年-1970年粗出生率变化情况,使用曲线拟合方法推断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条件下的预期粗出生率。然后比较按预期粗出生率的出生人数与实际出生人数之差,得出了由于计划生育而少出生的人数。

课题组得出的结论是,1971年至1998年间,由于计划生育而减少的出生人数累计达3.38亿。课题组同时还运用了总和生育率和年龄别生育率的趋势分析。在咨询“长期从事计划生育和人口问题研究的官员、专家和学者”后,课题组对未实现计划生育下妇女生育水平做了魔术般的修正,得出了和用粗出生率分析几乎一模一样的结论。

尽管“计划生育效益与投入研究课题组”意识到计划生育不是造成生育率下降的惟一原因,但其估算方法并没有直接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只是采取了非常简单而间接的方法。换句话说,这个研究的方法还是从人口到人口,用粗出生率来模拟粗出生率。借助一条简单的拟合曲线,就得出了少生3亿多人的结论。

按照该课题组的研究结果,中国1970年实际的出生率是33.43‰,而拟合出来的、假设没有计划生育影响的期望出生率值,1990年是29.71‰,1998年是28.43‰。

“计划生育效益课题组”在讨论该结果时强调:“无论是根据发展经济学家钱纳理的发展模型,还是按照发展中国家出生率平均值,相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说,这种接近30‰的出生率水平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估计偏高的。”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如果没有计划生育,中国在1990年和1998年预期出生水平真的会接近30‰吗?换句话说,这种依靠简单曲线拟合方法得出的结果可信吗?一个简单直觉的检验就是把拟合出来的期望值与其他类似国家实际的人口变化趋势对比。

我们选择了1970年时出生率与中国相似,即出生率在30‰和38‰之间、人口在100万以上的16个国家作为比较。这16个国家中,有12个国家在1970年时出生率比中国高,但都没有实行严格控制人口的独生子女政策。

分析发现,上述国家中,绝大多数在1990年时和1998年时的出生率都低于或大大低于“计划生育效益课题组”的期望值。如,韩国1970年为31.2‰,而1990年为15.4‰,1998年则降至13.8‰;巴西则从1970年的35‰下降到1990年的24.2‰与1998年的21.4‰;泰国从1970年的37‰,下降到1990年的19.7‰,与1998年的16.4‰。

更直观的比较是,把16个在1970年时与中国人口出生率相近的国家的平均值与作为计算“少生4亿人”的中国的基线加以对比。

1970年时,“计划生育效益课题组”预期的出生率比这些国家略低。然而此后不久,“计划生育效益课题组”得出的预期出生率便与其他国家的平均值分道扬镳,相差越来越远。其测算的中国期望生育水平远高于同期不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

同时,1985年以后,中国实际的出生率与16个比较国家的实际出生率越来越呈同一趋势。如果我们以16个比较国家的平均出生率做参照,“计划生育效益课题组”对中国期望出生率存在严重高估,在1990年高估幅度约17% ,1998年为29%,到2005年则高达45%。这已不能说是误差,可以认为是一种错误。

由此可见,中国人口计生委高级官员所引用的“计划生育30年或40年少生4亿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假想的“中国生育水平过高”得出,其依据仅仅是对计划生育人口效益的十分简单的估算。假想的生育水平越高,这个“效益”就越大。

而上述假设在现在看来,显然存有很大的问题。通过比较这个假设的期望值与同期和与中国类似的国家真实出生率的实际变化,就不难看出这一点。除非我们认可中国人的生育理性远远不及韩国、土耳其、马来西亚、或阿尔巴尼亚等国。而这一点根本无从证明。

上述研究结果,显然缺乏相关学者、专家更严格的论证与讨论,并对其来龙去脉做出详细考证。在这样的前提下,人口计生委相关领导就把其写入“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并借以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并在国内外大加宣传,显然是不妥的。

强制性计划生育到底有多大作用?

那么,强制性计划生育到底有多大作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政府强制性的计划生育,人们会不会主动采取避孕节育措施?当然,用中国自己的案例来完全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生育过程不可重新来过。

但图1显示的中国出生率下降过程或许能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中国出生率下降最快的时期,并非是在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公开实行后,相反,生育率的真正大幅下降发生于1970年至1979年。

上世纪70年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出生率下降最快,幅度也最大。而这十年中国所实行的是“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手段是提供避孕节育的技术和药具,而非强制“只生一个孩子”。

与此相反,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实行后至1987年,生育率并没有继续下降。而出生率的明显下降发生于1987年后。而显然,1987年至今的20多年,正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快、收入和生活水平上升最快的年代。

这些事实表明,中国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生育观念的变化才是人口出生率降低的根本动因。那些认为中国人天生就信奉“多子多福”“生的越多越好”的人,其理念还停留在30多年前,只是把目前极少数多生育者的行为夸大为多数人的生育意愿。

比较亚洲几个人口大国的生育率下降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计划生育”对人口控制的影响。图2是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比较中国、印度、印尼、伊朗和泰国从1970年到2008年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世界银行对各国的数据做了平滑处理,笔者未作任何调整。

我们看到,这五个国家的生育率在过去近40年中都有了大幅度的下降。伊朗的生育率下降有一个滞缓再加速的过程,印度的下降最慢,基本呈一个直线趋势。而印尼居中,其生育率在2008年也已经下降到2.17的低水平。

最有意思的是中国和泰国生育率下降的轨迹。1985年后,这两条曲线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这些国家,除了印度,都没有强制性节制生育的政策,而只是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推广和提高避孕节育手段。由此可见,计划生育成功的关键,在于为那些不想怀孕和意外怀孕的人群提供支持和服务,而不是罚款和强制。

因此,要比较计划生育与非计划生育对减少出生数的影响,应该直接考察经济发展等非政策因素对人们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影响。如果以泰国与印度尼西亚为例做一简单判断,结论也很简单,90%以上的生育水平下降是由社会经济变化所带来的。

按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5年时,泰国和印尼人均GDP与中国的水平几乎一样,而它们的生育水平均值为2,略高于中国官方所公布的1.7。如果把上述两国的生育率从5.8降至2.0归因于社会经济变化和提供计划生育服务,而2.0至1.7的差别归因于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政策,那么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仅占过去35年间生育水平下降总量的7%。

1970年后,与中国出生率相似国家都出现了出生率的下降,但没有哪国像中国这样巨额的社会投入、耗费巨大社会成本控制生育,更没有要求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让个人家庭做出沉重牺牲,同时孕育未来巨大的社会风险。这些国家的经验也表明,中国取消社会经济代价巨大的独生子女政策,不会造成所谓的人口失控。

30年到底少生多少?

那么,独生子女政策30年,中国到底少生了多少人呢?我们用人口学标准的人口预测方法,对此做了一个简单计算。假设中国生育率水平保持在1979年的水平(每个妇女期望一生生育2.75个子女)不变,与2009年官方认定的生育率水平相比,1979至2009年30年间,少生人数约为2亿多人,远低于政府官员所宣布的“30年少生4亿人”。

请注意,我们所得出的这“少生2亿多人”的前提是假设这30年来中国人的生育水平根本不变。也就是说,是把少生的2亿多人全部归因于独生子女政策,完全不考虑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变化对生育行为的巨大影响。

大概没有任何证据能支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的生育观念与行为没有任何变化的判断。如果把这30年减少出生数的一半归因于独生子女政策,少生的人也只是1亿左右,也与“30年少生4亿人”相差极远!

总之,“30年少生4亿人”是对一个原本没有经过认真科学论证的计算并被进一步误传的说法。这种说法由国家主管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高级官员之口多次强调,并传播于国际社会,本是不该发生的事情。

但是,这些官员在引用该说法时,不仅缺乏足够的科学和谨慎,而且还重复地引入错误。这种做法不仅误导国内外媒体和公众,也不得不使人对中国人口发展的基本事实产生疑问。

政府与政策制定者的职责在于怎样从实际出发,从百姓和社会的利益出发,制定和完善社会政策,而不能传播根据不足、缺乏事实支撑的说法,更不应把“30年少生4亿人”当作回避检讨现行生育政策、拒绝调整和改变的挡箭牌。

王丰为美国加州尔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复旦大学讲座教授

蔡泳为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人口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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