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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亚福网易博客

人口与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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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独立人口学者

何亚福,男,汉族,1967年出生于越南,1968年随父母回中国定居。独立人口学者,自主生育倡导者,禅修者。写过大量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其中有一些文章发表在《东方早报》、《第一财经日报》、《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新快报》、《信息时报》、《新京报》、《中国科学报》、《财经》、《领导者》、《人力资源》、《人口与社会》、《南风窗》等报刊上。2013年5月出版《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书。2013年6月至今任《人口与未来》网站主编。 微信公众号:renkouweiju (人口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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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评翟振武教授的人口观点  

2011-04-27 21:39:59|  分类: 评专家学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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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亚福

新华网4月27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6日下午就世界人口发展和全面做好新形势下我国人口工作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翟振武教授、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于学军研究员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并谈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他们的讲解,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从上面这篇报道中可以看出,翟振武教授是中国人口学界的权威人士,否则怎么有资格给中央政治局讲解人口问题呢?虽然我不是什么权威人士,但我一向不迷信权威,所以我不揣浅陋,收集并点评翟振武教授近年来的一些人口观点:

其一,2010年7月7日《南京日报》报道:中国人口学会2010年年会7月5日在南京召开。针对会上热议的一系列人口问题,本报深度报道组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翟振武教授。记者问:“2015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达到2亿,老龄化达到14%以上。很多人认为,应该放开二胎政策,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您对此怎么看?”翟振武回答:“我国从2000年起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正以每年800万的速度递增,目前已达到1.5亿人。预计到2040年前后,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人的峰值,占总人口的31%左右。目前,我国的出生率是1.7至1.8,即一对夫妇平均生1.7至1.8个孩子,即使从现在开始实行普遍的二胎政策,将出生率提高到2,到2040年,也只能将老年人口在峰值时的占比由31%降到29%,意义不大。所以,放开二胎政策对缓解老龄化的作用可谓杯水车薪。”记者说:“但是现在民间呼吁放开二胎的呼声很高。”翟振武说:“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这是基于目前生育水平面临反弹压力的考虑。”

在上面这篇报道中,“出生率”显然是“生育率”之误。我并不认为中国现在的生育率仍有1.7至1.8,但即使假定翟教授给出的数据是准确的,翟教授的逻辑也是很荒唐的。这是因为,既然翟教授认为放开二胎对缓解老龄化的作用可谓杯水车薪,那么就应该取消计划生育,而不是“我国仍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

翟教授还说:“要实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条件还不成熟,冒的风险较大。今后有可能在试点基础上,逐步允许夫妻双方只要其中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单独’家庭,也可生育两个小孩。”既然翟教授认为放开二胎政策对缓解老龄化的作用可谓杯水车薪,为何反而支持比放开二胎更保守的“单独二胎”方案?这不是比杯水车薪的效果更差吗?

其二,2007年6月25日《法制晚报》报道:翟振武教授认为,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经先后出现了三个生育高峰,从2007年开始出生的“猪娃”宣告了我国第四次生育高峰的到来。至于为什么会出现第四次生育高峰,翟教授表示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不过主要原因还是一个:“第二和第三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都已经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难道不让他们生吗?”

按照翟教授的这种论证方法,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到了生育年龄,就会出现第二次生育高峰;第二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到了生育年龄,就会出现第三次生育高峰;第三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到了生育年龄,就会出现第四次生育高峰……依此类推。即只要有一次生育高峰,就永远存在生育高峰?但事实上,日本在二战后(四十年代下半叶至五十年代初)出现第一次生育高峰之后,在1970年代,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到了生育年龄,出现了第二次生育高峰,但第二次生育高峰远远小于第一次生育高峰,后来就再也没有生育高峰了,原因是年轻一代的生育率大大下降了。中国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对夫妇普遍生五、六个孩子,但现在绝大多数夫妇只生一、两个孩子。

其三,2007年4月23日中新网报道: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在本周的《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上撰文驳斥了“中国人口逆淘汰”的说法。文章指出,无论在理论还是事实根据上,该说法只是一种前提并不存在的“假说”。翟教授认为,人口素质主要包括教育素质和健康素质。从教育素质来看,根据三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从1982年到2000年,中国人口的粗文盲率从22.81%迅速下降到6.72%。人均受教育年限则从1982年的5.18年上升到2000年的7.42年,提高了2.24年。再看人口健康水平,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一直是稳步提高的,从1982年的67.88岁上升到2000年的72.43岁。

看了翟教授这样的论证过程,我有一种“牛头不对马嘴”的感觉。本来,“人口素质逆淘汰”是指,由于中国实行的是有城乡差别的二元生育政策,城市人群出生率低,农村人群出生率高。由于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均高于农村地区,因此,二元生育政策将导致中国大部分人口生长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农村,缺乏应有的文化教育。长此下去,不可避免会引起低素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和总人口素质的下降,即“人口素质逆淘汰”。但“逆淘汰”论者并不否认现在的农村人口素质比20多年前的农村人口素质更高,也不否认现在的城市人口素质比20多年前的城市人口素质更高。“逆淘汰”论者所要强调的是,二元生育政策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

按照翟教授这样的论证方法,下面我打个比方来说明这个问题。我说:“腐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负面效应”,翟教授为了反驳我这句话,他论证说,从1982年到2000年,中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翻了几翻,同时腐败也更加严重了。于是翟教授说:“从1982年到2000年,中国一直存在腐败现象,但中国的经济却发展了。所以,腐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负面效应!”这种论证方法当然是很荒谬的。这是因为,假如没有腐败或很少腐败,那么经济会发展得更快。

再打个比方:有一辆车原来是以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前进,后来有一个反向作用力施加在这辆车上,于是这辆车以3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继续前进。有一个人说:“这个反向作用力推动了这辆车以3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前进。”但我们知道,假如没有这个反向作用力,这辆车会前进得更快!

在正常情况下,人类社会总是不断发展的,生活水平也是不断提高的,同时文化水平和人均寿命也是不断提高的,只不过有的国家提高得比较快,有的国家提高得比较慢罢了。翟教授要驳斥“人口逆淘汰”这种观点,他应该论证的是城乡二元生育政策不会导致“人口逆淘汰”。但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翟教授只是论证了2000年中国人口素质比1982年的中国人口素质高,而并没有论证城乡二元生育政策不会导致“人口逆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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