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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亚福网易博客

人口与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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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独立人口学者

何亚福,男,汉族,1967年出生于越南,1968年随父母回中国定居。独立人口学者,自主生育倡导者,禅修者。写过大量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其中有一些文章发表在《东方早报》、《第一财经日报》、《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新快报》、《信息时报》、《新京报》、《中国科学报》、《财经》、《领导者》、《人力资源》、《人口与社会》、《南风窗》等报刊上。2013年5月出版《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书。2013年6月至今任《人口与未来》网站主编。 微信公众号:renkouweiju (人口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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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相矛盾的翟振武教授  

2011-09-10 21:11:42|  分类: 评专家学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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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亚福

9月10日出版的《瞭望》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采访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的报道。今年4月,翟振武曾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进行讲解,由此可见,翟振武在中国人口政策制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瞭望》这篇报道中,翟振武的观点是互相矛盾的,下面具体进行分析。

翟振武说:“我认为,近一段时期就已经可以开始调整计生政策了。但是人口政策这样大的政策调整,事先的准备、讨论、研究要特别充分。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写明‘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应该说调整的意向和方向已经明确了。”

翟振武说“调整的意向和方向已经明确了”是什么意思呢?从“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以及翟振武过去的言论中可以推断,所谓“调整的意向和方向”,就是指“单独二胎”。例如,2010年7月7日《南京日报》报道:中国人口学会2010年年会7月5日在南京召开。针对会上热议的一系列人口问题,本报深度报道组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翟教授表示:“要实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条件还不成熟,冒的风险较大。今后有可能在试点基础上,逐步允许夫妻双方只要其中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单独’家庭,也可生育两个小孩。”

翟振武说:“首先应该明确,无论中国是否放开计划生育,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方向都已无法逆转。即使现在实行‘单独二胎’,甚至全面放开二胎,对未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只能起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这个作用大概是2~3个百分点的降低,比如老龄化率从28%下降到25%或26%。”

翟振武既然认识到即使现在全面放开二胎,对缓解老龄化的作用也没有明显效果,那么,他应该支持取消计划生育。然而,翟振武为什么反而支持“单独二胎”呢?原来,翟振武认为:“解决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是靠‘多生孩子’,根本出路在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支持体系。”

事实上,除了中国以外,世界上其他国家(例如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都是靠多生孩子来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而翟振武却认为“根本出路在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支持体系”。我以前在《社保存废与生育政策》一文中已分析过:现在中国仍处于“人口红利期”,养老基金尚且入不敷出,将来随着老龄化日益严重,进入“人口负债期”,一方面老人逐年增多,高峰时达到4亿多老人,另一方面年轻劳动人口逐年减少,这种养老金制度总有一天会崩溃。

翟振武说:“人口承载能力是一个变量。30年间,随着土地利用率和粮食产量的提高,中国的人口资源承载能力确实提高了很多。30年前我们有10亿人,现在有13亿人,生活水平还更好了,这都说明了支撑能力在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大量利用了国外的资源,比如石油、钢铁、化肥等物资的大量进口。”

翟振武说“我们也大量利用了国外的资源”,他难道不知道另一方面,国外也大量利用中国的资源?事实上,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一方面,本国可以利用别的国家的资源;另一方面,别的国家也可以利用本国的资源。例如,中国一方面大量进口石油、铁矿石,另一方面大量出口稀土资源和工业产品。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区别就在于利用资源能力的差别,而与人均资源的拥有量无关。非洲国家虽然人均资源丰富,但他们利用资源的能力低,所以是落后国家;西欧国家和日本虽然人均资源贫乏,但他们利用资源的能力高,所以是发达国家。因此,资源问题不能作为实行计划生育的理由。

翟振武说:“当前在一些大城市,即使允许生二胎,也有一定比例的人选择只生一个,一个孩子都不生的也大有人在。再过20年,随着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放不放开生育政策恐怕都已经没有意义了,就像现在的欧洲一样。”

既然翟振武认识到再过20年放开生育政策已经没有意义了,为什么他不主张尽快放开生育政策?为什么他仍然说“政策完善和调整决不能是大开大合式的,而是要分步骤、有过渡的”?事实上,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已证实中国处于超低生育水平,到现在已经11年过去了,人口政策改革光打雷不下雨,现在还在谈什么“分步骤、有过渡”,已经太迟了!

翟振武说:“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抑制了农村的生育,从平均生育6~7个孩子下降到1.5个,而城市从平均生育3个孩子下降到1个。”

从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出,翟振武已认识到现在中国处在超低生育水平: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为1.5,城市的总和生育率为1,而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农村和城市人口大约各占中国总人口的一半,这样就可以粗略估计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25左右。如此低的生育率,与日本现在的生育率基本相当。

翟振武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口增长那么快,决定了现在和未来老龄人口增长速度也会非常之快。到2040年左右,中国达到4亿多老龄人口的高峰值后,老龄人口会逐步下降,这是一个自然过程。也可以说,40年之后的人口结构,要比现在和近期的人口结构好,这是肯定的。”

翟振武既然是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他应该懂得这个人口学基本常识:老龄化是指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而不是指老龄人口的数量。如果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处于超低水平,那么,即使将来中国的老人数量大大减少了,老龄化程度也不会减轻。举例来说,如果连续几代人都只生一个孩子,那么人口结构如下:第一代:400人(200对夫妇);第二代:200人;第三代:100人;第四代:50人。人口结构是4:2:1。即使第一代的400人去世后,老人数量减少了,但人口结构仍然是4:2:1,老龄化程度仍然不变。因此,“40年之后的人口结构,要比现在和近期的人口结构好”,这是没有根据的,除非将来能显著提高中国的生育率。而要显著提高中国的生育率,就必须尽快取消计划生育,并出台一系列有利于养育孩子的政策。但翟振武并不主张这样做,所以我说翟振武的观点是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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