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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亚福网易博客

人口与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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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独立人口学者

何亚福,男,汉族,1967年出生于越南,1968年随父母回中国定居。独立人口学者,自主生育倡导者,禅修者。写过大量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其中有一些文章发表在《东方早报》、《第一财经日报》、《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新快报》、《信息时报》、《新京报》、《中国科学报》、《财经》、《领导者》、《人力资源》、《人口与社会》、《南风窗》等报刊上。2013年5月出版《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书。2013年6月至今任《人口与未来》网站主编。 微信公众号:renkouweiju (人口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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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迅雷等知识分子为何支持计划生育  

2012-01-05 19:45:4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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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今天一位网友发邮件给我说:“我以前很喜欢看‘财经女侠’叶檀的文章,但我看了您的文章《简评支持计划生育的三位女公知》之后,感到很困惑:像她那样聪明的人,为何会支持计划生育?”我在2006年10月写过一篇文章分析过一些知识分子为何支持计划生育,现略作修改贴于此。】


      何亚福

喜欢看杂文的人,可能都听说过“徐迅雷”这个名字,因为徐迅雷是一位比较出名的杂文作家,我也看过他的一些杂文,对于他的很多观点,我也基本赞同。然而,近日他发表的一篇题为《诺贝尔和平奖VS独生子女政策》的文章,却与我的观点截然不同。我也写过一篇题为《独生子女政策制定者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文章,与徐的文章针锋相对。

近几年,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知识分子支持计划生育?(注:本文所说的“计划生育”,均指强制计划生育,因为中国现在实行的就是这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实行了三十多年,这样一个关系到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命运的政策,中国知识分子发出了什么声音?非常奇怪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尽管在其他问题上尖锐对立(例如“左派”与“右派”之争),但在人口问题上,他们却出奇的一致,都支持计划生育。甚至那些反对计划经济而主张市场经济的人,也支持计划生育。他们却不想想,如果计划生育是对的,那么计划经济更是对的;如果连人口都可以由国家来计划,那么经济就更应由国家来计划了。

如果说,一个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受计划生育宣传的影响而支持计划生育,那是不奇怪的;但像徐迅雷这样的人,应该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他也支持计划生育,这就不能不令我奇怪了。徐迅雷的观点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比较有代表性,因此,下面我通过解剖徐迅雷的文章,来探讨一下一些知识分子为什么支持计划生育。

支持计划生育的人几乎言必称“马寅初”,徐迅雷也不例外。马寅初是大知识分子,他因为《新人口论》而受到批判,当然会引起知识分子的同情。然而,毛泽东虽然批判了马寅初,但毛泽东本人还是主张实行计划生育的,只不过毛泽东与马寅初的某些具体观点有分歧而已。所以,毛还在世时(1971年),中国就开始推行计划生育,当然,七十年代的计划生育相当于“二胎化”而不是1980年以后推行的“一胎化”。现在看来,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有许多幼稚的观点,例如,他只关注人口数量而忽视人口结构。

徐迅雷在文章中说:“如今一种‘取消独生子女政策’的思潮正在暗流涌动。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危险的……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就归纳出了独生子女家庭的五大风险……真正的现代社会,‘养老’主要是由政府与社会承担的,最简单地说:穆教授自己退休后,难道是你的儿子孙子来养你的老吗?”不知徐迅雷想过没有:社会养老的钱是从哪里来的?难道不是从在职的人缴纳的养老保险费那里来的?如果继续推行独生子女政策,那么将来势必会出现这种情况:参加养老保险的人越来越少,而领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养老保险基金就会入不敷出,社会养老还靠得住吗?

徐迅雷说:“说人口以数量多为好,‘生两个比生一个好’,早已被证明是一个伪命题。马寅初早在1959年就说:在人口问题上,我们要赶的是‘质’,不是‘量’。”在人口问题上,质量比数量更重要,这一点我赞同。然而,计划生育真的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质吗?我在《减少人口数量,降低人口素质》一文中已分析过:计划生育降低了人口素质。另外,反对计划生育的人并不是一味“说人口以数量多为好”,而是要保障公民的生育自主权,并关注人口结构。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来看,我是认为“生两个比生一个好”,但徐迅雷说这“早已被证明是一个伪命题”,为此,徐迅雷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生一个比生两个好”:

“前几天,北大有位叫阿忆的副教授,把一个‘叫穷事件’弄得声响很大,阿忆公布自己的月工资是4786元,被他列为头号与二号支出的是读高三的儿子的费用和读幼儿园的女儿的费用——这个事件中,网友质疑北大副教授‘为什么有两个孩子’,我们就不去细究了(或许这就是计划生育放松了的例证?),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多生一个’就是一份沉重的负担,如果不是两个孩子的费用支出,副教授阿忆大约也不会‘叫穷’了。”不知徐迅雷有没有想过,现在抚养孩子的成本为什么这样高?独生子女政策难道不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吗?一个社会如果大多数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那么,由于独生子女是“奇货可居”,教育机构和商家都会挖空心思地大赚独生子女的钱,从而人为地抬高了抚养孩子的成本。可以说,如果现在城市家庭普遍有两个孩子,那么抚养孩子的平均成本必定会大为下降。

一个国家的人口要保持不增不减,平均每对夫妇要生2.1个孩子(由于中国存在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平均每对夫妇要生2.3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平衡)。因此,让一个普通家庭能养得起两个孩子,这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最起码要求。如果一个普通家庭养不起两个孩子,那就证明这个社会的分配制度和教育制度有问题,应该改革的是这个社会的分配制度和教育制度,而不是反对生二胎。在实行计划生育以前,连穷人都可以养得起两个孩子;实行计划生育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据说中国已经进入“小康社会”了,但连名牌大学的副教授养两个孩子也不堪重负,可见,现在抚养孩子的成本已经畸高到了何种程度!

徐迅雷在那篇文章中最后说:“可想而知的是,如果让21世纪初变成取消独生子女政策的年代,那么,历史将上演‘惊人相似的一幕’——过了二三十年后,又将是手忙脚乱地大抓‘计划生育’了。”对此,我的评论是:如果独生子女政策再继续实行下去,那么过了二三十年后,中国确实“又将是手忙脚乱地大抓‘计划生育’了”,不过,那时的“计划生育”与现在的“计划生育”完全不同,那时将是鼓励每对夫妇生三个孩子,只生一个还要受到处罚!因为那时中国人口急剧下降,并伴随着高度的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衡问题。

 

附:

诺贝尔和平奖VS独生子女政策

作者:徐迅雷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10月2日开始陆续揭晓。10月13日“发榜”的和平奖更是备受关注,今年提名人数高达191人,仅次于去年199人。挪威著名哲学家、诺奖授权提名者之一古纳尔·舍尔贝克认为,诺贝尔和平奖的挑选不看功绩只看影响,或许当初坚持在中国推出独生子女政策的人应该拿到诺贝尔和平奖。(9月28日《东方早报》)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推出者或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可是一个让人眼睛一亮的新鲜说法!我理解舍尔贝克之说,是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褒奖,因为“独生子女”政策是整个计划生育政策中重要的一环。舍尔贝克的说法,对当今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走向应该有良好的启示。

众所周知,“基本国策第一人”是马寅初先生,生于1882年的马寅初当然不可能活到现在,而改革开放后施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是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层,所以看来是不会有人因独生子女政策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了。但中国控制人口,不仅是对中国的贡献,也是对世界、对人类的贡献,而且是极其重大的贡献;我们不知道,如果不是后来的控制人口政策“唯马首是瞻”——照着马寅初的思路去做,那么,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偌大中国将是多么恐怖的一个人满为患的情形!

许多人在今天似乎已经忘了“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因为提得少了、管得松了。当年有个字谜——“提倡晚婚,个个有份”,给我的印象很深刻,现在谁还在说“提倡晚婚,个个有份”?在今天,变得强烈的“呼声”是,不少学者认为21世纪的头十年,是对中国实行了20余年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的关键期,有人直言二胎政策应该在这个时段筹划“软着陆”,以便缓解“未富先老”、“出生性别比失调”等人口结构问题。(见9月14日《瞭望东方周刊》第37期)

也就是说,如今一种“取消独生子女政策”的思潮正在暗流涌动。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思潮完全是对舍尔贝克所言的“独生子女政策推出者应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反动。这种“取消独生子女政策”思潮的基点,就是“独生子女风险论”,该论之风刮得正紧。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就归纳出了独生子女家庭的五大风险:孩子的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孩子的成才风险;家庭的养老风险——越是到独生子女父母的晚年,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就越大,现实困难就越多;社会的发展风险;国家的国防风险。穆教授的种种“风险论”洋溢着似是而非,能够迷惑很多人,但只要我们回归常识,就不难看出其本质之谬,譬如他所说的“养老风险”,竟然还停留在古老农村“生儿养老”的层面,就不去想想真正的现代社会,“养老”主要是由政府与社会承担的,最简单地说:穆教授自己退休后,难道是你的儿子孙子来养你的老吗?

“独生子女风险论”似乎很吃香,其目的无非就是将“只生一个好”改变为“多生一个好”。“多生一个好”真的好吗?控制人口的“基本国策”真的已经过时了吗?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真的已经是“旧人口论”了吗?前几天,北大有位叫阿忆的副教授,把一个“叫穷事件”弄得声响很大,阿忆公布自己的月工资是4786元,被他列为头号与二号支出的是读高三的儿子的费用和读幼儿园的女儿的费用——这个事件中,网友质疑北大副教授“为什么有两个孩子”,我们就不去细究了(或许这就是计划生育放松了的例证?),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多生一个”就是一份沉重的负担,如果不是两个孩子的费用支出,副教授阿忆大约也不会“叫穷”了。

说人口以数量多为好,“生两个比生一个好”,早已被证明是一个伪命题。马寅初早在1959年就说:在人口问题上,我们要赶的是“质”,不是“量”;他的《新人口论》的中心论点就是:在中国不仅要控制人口的数量,而且要提高人口的质量。我国人口增长和生产力发展速度的矛盾是永续存在的,而今天的专家却喜欢抛开“大道理”和“大常识”,莫名其妙地大力鼓噪“二胎政策”。据说,一部由300多位专家弄了一年多的、篇幅超过200万字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正待公开亮相”。我怀疑这也是为项目而项目的项目、为研究而研究的研究,弄科研经费乃是第一目的——“300多位专家参加”的噱头反而让人生疑。可想而知的是,如果让21世纪初变成取消独生子女政策的年代,那么,历史将上演“惊人相似的一幕”——过了二三十年后,又将是手忙脚乱地大抓“计划生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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