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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亚福网易博客

人口与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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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人口学者

何亚福,男,汉族,1967年出生于越南,1968年随父母回中国定居。独立人口学者,自主生育倡导者。写过大量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其中有一些文章发表在《东方早报》、《第一财经日报》、《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新快报》、《信息时报》、《新京报》、《中国科学报》、《财经》、《领导者》、《人力资源》、《人口与社会》、《南风窗》等报刊上。2013年5月出版《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书。2013年6月至今任《人口与未来》网站主编。 微信公众号:人口危局

低生育率的“锅”,该由谁来背?  

2018-09-14 20:57: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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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刊于2018-09-13 财新网

何亚福

 

9月6日,《中国妇女报》微信公号发表该报评论员莫兰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低生育率的“锅”,岂能由女性的高工作率来背》,该文首先引用了如下内容:“9月2日,在凤凰卫视《领航者》节目中,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表示,中国的女性相对于日本和韩国,参加工作的比例更高,甚至是全球最高,好处是为中国经济做出很多贡献,但这也导致中国大城市生育率是全球最低的”。然后莫兰评论说:“将低生育率归咎于中国女性的高工作率,如此论断既缺乏数据支撑,也与事实不符,甚至在逻辑上难以自洽——中国女性都不上班,生育率就上去了?”

 

低生育率有很多原因,该评论某种程度存在断章取义,有误导公众认知的可能。

 

梁建章在多篇文章中都分析过中国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例如发表于7月12日人民网的文章《奖励生育离我们有多远》中称:

第一,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居于世界上最高之列。

第二,中国的育儿成本相对于我们的收入来说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原因可能是中国人特别注重教育,除了孩子的衣食住行之外,具有中国特色的应试教育迫使家长不得不花钱上各种课外培训。

第三,在中国养育孩子,除了需要承担高昂的直接经济成本,还面临严重的看护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托儿所奇缺。

第四,中国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中国女性这么强,她们生小孩的机会成本也是很高的。

 

也就是说,中国女性的高工作率,只是低生育率的其中一个原因,而不是唯一原因。如果在女性的高工作率的同时,又有充足的托儿所,那么并不一定会导致低生育率。女性的高工作率加上托儿所奇缺,使很多双职工家庭担心无人看护小孩,从而压抑了这些家庭的生育意愿。此外,梁建章的其它文章还指出,低生育率的另外一个原因是限制生育的政策。

 

莫兰在文章中引用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047;然后又引用了国家卫计委发布的《2016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数据:2016年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7以上。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国家统计局与国家卫计委的生育率数据并不一致,卫计委的生育率数据远远高于统计局的数据。如果要对比2015年和2016年的生育率,应该拿统计局的2015年数据与统计局的2016年数据来对比,或者拿卫计委的2015年数据与卫计委的2016年数据来对比。

 

“2015年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047”,这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但国家卫计委并不认可这一数据。国家卫计委认为,2015年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5-1.6。至于2016年的总和生育率,虽然国家卫计委认为有1.7,但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编写的《2017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的数据,2016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25。

 

因此,如果拿国家统计局2016年的生育率数据与国家卫计委2015年的生育率数据来对比,能否得出结论说2016年的生育率还低于2015年?可见,这种论证方法存在问题。

 

莫兰在文中说:“而这两年间,中国的女性就业率数据浮动情况又如何呢?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期统计监测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比重的42.9%,201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43.1%。”然后得出结论说:“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摆在眼前:在女性就业率不降反升的前提下,生育率却有了明显提高。”

 

但事实上,2016年生育率比2015年高一些,原因绝不是女性就业率上升,而是:2016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许多非独夫妇过去虽然想生二孩,但政策不允许,因此这些夫妇以前被压抑的二孩生育意愿都集中在政策放开的头一两年释放出来。

 

莫兰在文末说:“只有将依法保障女性的就业、休假权利,健全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完善家庭支持发展政策一个都不能少地落到实处,才能真正解决‘生不起’问题。”事实上,梁建章的很多文章,早已提到要依法保障女性的就业、休假权利,健全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完善家庭支持发展政策。下面仅举两例:

 

其一,梁建章在《公共政策如何赋能职业女性》一文中提到:“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如今谈及妇女权益保护时,内容应当不止于反家庭暴力之类的传统方向,更需要政府部门在制定各项公共政策时,既考虑到鼓励女性充分就业,同时尽量免除她们在家庭方面的后顾之忧。唯有确保职场女性在职业和家庭之间实现两全,‘妇女能顶半边天’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该文提出了税收减免、灵活办公、幼托服务等建议。

 

其二,梁建章在《“十三五”规划需要何种人口政策》一文中提到:“现在女性不愿意生育二孩,甚至一个孩子也不愿意生的原因之一是,她们的基本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在养育小孩方面,母亲比父亲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点在母亲怀孕和哺乳期更为突出。这些现象让职业母亲难以全身心投入工作,对雇佣单位也是巨大的负担。为了减轻职业母亲生育孩子的后顾之忧,政府应考虑承担产假期间的用工成本。如果政府能够涵盖产假的延长的成本,那既能对负担已经比较重的企业减压,也可以降低劳动市场对女性员工的歧视。另外一个可能降低职场性别歧视并保证生育家庭福利的措施是对父亲和母亲实行同等的产假。”

 

因此,我们应该正视的是哪些因素阻碍了职场女性生育的意愿,做更多努力推动公共政策服务职场妈妈,而不是把焦点转移到女性要不要工作的无意义讨论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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